由于目前对公立医院如何改,还未有清晰路径,因此,相比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公立医院将以探路者的姿态呈现在未来3年的新医改中。

　　作为一名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在俞光岩看来,城市大医院无论怎么改,有一点是不能改的,即要保证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医改不能效率低下地回归计划色彩。

　　《21世纪》:在新医改讨论中,“收支两条线”被看作是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改革方向之一。并且,在去年公布的方案意见征求稿中也有所提及。作为一名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你如何看待这一改革思路？

　　俞光岩:在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改革上,确实曾听到这种说法,就是今后公立医院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卫生部在医院管理年的检查中,也特别强调“不许分配与医疗收入直接挂钩”。

　　从目前看来,收支两条线可能在社区和乡镇医院实施,在城市大医院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对此,我的看法是,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的分配原则,不仅适用的而且是必要的。

　　首先,政府与医院之间不仅要讲究服务态度,讲究医疗质量,还必须讲究效率,讲究医疗工作量,讲究医疗收入,否则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讲究时代,就是大锅饭,就是效率低下,看病难的矛盾不但不能缓解,而且会进一步加重。

　　其次,医院与医务人员之间,医院的分配政策,要实行综合绩效考核,包括医疗工作量、医疗服务量、服务态度、医疗收入、教学和科研业绩等。但是,其中医疗收入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尽管收入分配不能只和医疗收入挂钩,而要进行综合绩效考核,但绝对不能不和收入挂钩。如果不挂钩,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医院的运行肯定失灵。

　　现在医院采取很多的激励政策,包括周日门诊、夜间门诊、专家门诊,鼓励医务人员,包括专家,利用8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去看门诊,一个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缓解群众看病难,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取得很好的效果。

　　即便是说可以用一系列考核办法去考核约束医生,但医疗服务很复杂,很难完全给出考核标准。

　　还有,强调公立医院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考虑公益性,也要注意到效率。充分考虑到效率,才能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果在分配制度上没有体现,怎么有效率？

　　所以,如果今后全部医院收支两条线的话,必然影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这等于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21世纪》:新医改的核心是卫生投入和卫生资源配置。目前,国家提出用8500亿来支持3年的五项医改重点。你怎么看这一数据？

　　俞光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以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但就我们所了解,2008年国家投入卫生事业经费已经达1100亿元（即当年预算826亿元+上一年度结余300亿元）。今后政府卫生投入平均每年1100多亿元,地方投入的部分能否得到保证还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开展医疗卫生改革很困难的,政府还应该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

　　《21世纪》:从日前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消息看,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取消15%的药品加成政策。这对医院有什么影响？

　　俞光岩:如果取消药品加成,可以用药事费来补偿。因为药的运输、损耗、分发等药事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运行成本。所以,取消药品加成后,肯定得收取一定的药事费。但关键药事费收多少？按什么比例收取？但原来执行的是批零差,即加成15%。现在该收多少呢？从现在来看,也没有明确药事费该怎么收,现在没有方案。

　　药事费怎么收？高低多少？这对综合性医院而言非常关键。因为,药品收入在综合性医院整体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多数都能达到40%。我们是口腔专科性医院,药品收入并不高,只占6%。但即便是比例不高,也有一定影响的。现在我们医院大概每年收入2亿。6%就是1200万。但综合医院的药品收入比重高,如果取消药品加成,对他们的影响就比较明显。

　　《21世纪》:实质上,药品加成问题涉及到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话题。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是怎样补助的？

　　俞光岩:我们医院获得财政补助,占医院总收入的8%。大部分公立医院获得的财政补助都是这个比例。财政对公立医院补助,主要分为几个层面,如离退休人员工资一半来自于财政补助;房租补贴。政府补贴的部分占医院全部收入的8%。92%的收入靠医院医疗收入。即便是大学下属的医院,政府对医院在教学投入还比较少,科研投入也不够。

　　不必单独成立医院管理机构

　　《21世纪》: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公立医院改革基本原则有“管办分离”。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俞光岩:管办分离肯定是应该做的。我认为目前已经算是管办分离了,因为,现在卫生部和卫生局就是负责医疗服务方面的行业监管和服务质量,不直接进入到医院的管理层面。卫生局没有在“办”医院,是医院自己在办。尤其像大学所属的公立医院,当地卫生部门不负责“办”,仅是质量监督检查等行业业务指导和监管。

　　《21世纪》:在地方实践中,管办分离体现为单独设立专门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并和卫生行政部门并行,以体现监管和举办的分离。你怎么看这一模式？

　　俞光岩:我认为没有必要单独成立管理公立医院的行政机构或部门。医疗服务质量检查可以交给民间组织,如医院管理协会。

　　《21世纪》:医改讨论中,有观点称,为了合理规划和配置卫生资源,需要对医疗机构进行属地化管理。您怎么看？

　　俞光岩:属地化管理是说医疗机构归口到卫生部门来管,如果作为行业管理,这是需要的。因为医疗服务质量需要监督和检查。但如果是行政归属,即人财物归属,我认为不一定合适。比如,大学所属医院还承担教学任务,而大学所属医院和大学本身之间在教学、学科发展上比较容易沟通协调,有利于培养医疗人才。

　　《21世纪》:在医院管理机制改革方面,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公立医院将探索以医院管理委员会为主的法人治理结构。你怎么理解这一提法？

　　俞光岩:在公立医院实施,借用企业的管理模式的医院管理委员会,能行不能行,得试试看。

　　现在公立医院的管理框架是党政领导联系办公会和院长负责制。党政领导联系办公会是医院决策机构。民主管理构架是职工代表会,包括老专家在内的院务委员会。

　　《21世纪》:法人治理结构是不是需要有职业化的院长,或院长是职业经理人身份？

　　俞光岩:我不认同院长是职业经理人这种说法。如果是院长负责制就应该给院长足够的权力。这里面涉及到院长的职业化问题。一种说法是,医院管理是一门学问,职业化有利于更多的积累经营,专门从事管理工作。二是专家型院长,这类院长就存在如何处理好履行管理职能和提供医疗服务的关系问题。

　　院长是专家,对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会有丰富经验。这点是职业院长做不到的。专家型院长在积累到足够管理经验后,可以转型为职业院长。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应首选中等城市医院

　　《21世纪》:从目前看,公立医院改革思路尚不清晰。你怎么判断未来的改革前景？

　　俞光岩:决策者们可能也觉得公立医院的医改是最难的,所以提出先试点。我觉得这是对的。医改中农村卫生、公共卫生、城市社区卫生比较容易,这些领域的改革思路已经看清楚了,政府也加大了投入。这些领域,目前主要是人才问题。

　　但城市大医院如何改,没法说清楚。所以,政府决定先易后难。

　　但是,城市大医院无论怎么改,有一点是不能改的,就是不能使得现在大医院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如果下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会挫伤。现在城市大医院的医生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政府财力不可能完全把这个收入包起来。那怎么改法？政府没有财力,医院医务人员收入不能降低、医院设备不能不进不能不发展。所以,只能先进行试点。

　　《21世纪》:那应该如何试点呢？

　　俞光岩: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肯定不能在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医院进行,要在中等城市医院试。目前,公众真正得重病的时候,会来北京、上海大城市医院,如果在这些地方试点没有成功,会影响公众看病问题。

　　《21世纪》:尽管从目前医改思路来看,城市大医院在此轮医改中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大医院改革也势在必行。那么,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首先在哪里找到突破口？

　　俞光岩:公立大医院要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如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要保障社区、农村医改成功,人才培养很重要,比如县医院和城市社区人才培养,需要大医院来做。这个任务完成好,就是对医改的支撑。培养人才就需要经费支持,因为在培养阶段,这些医师是社会人,需要财政来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