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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目前北京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 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0年的顶级专家退休工资也仅有3000多元。部分在协和工作一辈子的老专家也会因患大病致贫需全院医生为其募捐。公立医院的医生退休后，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门诊以获得挂号费提成贴补家用，年轻医生购买商品房的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执业现状下，中国医生的工作热情和效率降低，部分人离开医生队伍转做医药代表，部分基层和乡村医生转行。2001～2006年，我国乡村医生人数减少了30万。北京一些远郊区县已出现“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上述情况使大量病人涌入城市大医院，加重了看病难；由于长期付出与收入不符，部分医生通过多开进口药、大处方增加收入，加重了看病贵。
我们认为，能否依据科学发展观，改变我国目前医生劳动价值与价格严重偏离，能否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调动医生们的积极性，应成为本次医改的重要内容。几十年来，中国医生面对的是世界最大的患者人群和保健对象，却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待遇。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医生是在超负荷工作，是在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
由于政府在对医疗总体投入不足的同时又严格限制医疗服务价格，极其低廉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多年未做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加重了看病贵。少数医生的行为使老百姓由此推断医生群体是吃药品回扣的高收入阶层，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怀有戒心，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们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及效率，加重了看病难。
为改变现状我们建议：
1.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提高部分由个人和医保按比例支付
这样不会增加病人的负担。在医保改革中，为病人报销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应是第一位的，首先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医生才有动力去减少药费和检查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国家投入的这部分钱能调动数百万医生的积极性。医生如能通过技术服务获得合法收入，就不会为回扣去开大处方和昂贵检查，最终能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在病人全部的医疗成本中，医疗服务费比例低于10%，90%由药费、检查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构成。应依据实际劳务成本科学计算出合理的医疗服务费，如挂号费应分为初诊挂号和复诊挂号；初诊耗时费心，价格应高于复诊挂号费至少4~6倍。
2.应按医院不同级别调整医疗服务费和医保报销比例
乡村、社区医院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应低于大医院，医保报销的比例可大于大医院。这样才能分流大医院的拥挤状况，使大医院专注于疑难医疗服务和医疗人员培训、教学和科研。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且所有收费与基层医院相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大医院，协和医院14元的专家号被号贩子炒到1400元，号贩子头目一天倒号收入达2万元，而真正需要找著名专家解决疑难病症的患者却一号难求。
3.一线医生的收入与绩效挂钩才能提高效率
建议医生收入分工资和绩效两部分。按医院级别和医生级别提高医生的工资。一线医生的收入应部分与绩效挂钩。如果所有医生都拿固定工资而取消医疗服务收入，不利于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容易造成推诿病人，影响效率。目前已有部分社区医生拿固定工资以后看病的积极性反而下降的现象。新医改中提出的药事服务费不应等同于医生的技术服务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诊疗活动都会产生药物处方，但医生的建议又非常重要。
4.严禁医生拿药品和器械回扣
发现拿回扣者立即吊销行医执照。医生如能从医疗服务中得到合理的收入，就不会为了回扣小利铤而走险断送职业生涯。
希望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我们认为，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医改不能调动中国数百万医生的积极性将难以成功。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是以技术服务挣取自己的收入，中国要做的就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来挣钱，而不是靠卖药和卖器械赚钱。只要把医生挣钱的方式回归于本质天然的形态，一切就都理顺了。我们认为，提高医生待遇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本次医改应把医院作为推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试验基地和推行高薪养医的试验场。医生待遇的提高，将能激发出中国数百万医生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最终提高国家医疗改革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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